“其他支出”究竟藏了多少猫腻？

（练洪祥）

      中央部门和陕西等地方近期陆续公开了2011年预算，但大多数被认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仍隐藏在名为“其他支出”的大类里。近年，审计部门在审计中也发现，其他支出频繁使用，金额较大，尤其基层财政更严重。（见4月11日《济南日报》）

      “其他支出”是个筐，啥不方便向公众透露的内容都往里边装，要不公款吃喝玩乐等支出咋报账？一些地方地方政府的“其他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30%甚至40%，这里头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猫腻？恐怕谁也说不清。一个“其他支出”暴露了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支出之乱，预算约束之乏力，治理道路之漫长。

      水至清则无鱼，地方政府对“其他支出”爱不释手可以理解。问题在于，“其他支出”为啥能通行无阻，成为公开的秘密？有专家认为，一是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人大审议时好通过；二是预算法规定，年度中财政资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

      上述两点是事实，但不是“其他支出”盛行不衰的全部成因。笔者看来，还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事权下沉，地方政府管事太多。时下的地方政府活像一位大管家，事无巨细，统统包揽，事务过于庞杂，活动过于宽泛，名不正言不顺的活动太多——诸如捐款赞助、参观学习等等，势必导致支出无名，最后惟有塞入“其他支出”了事。更加上官风不正，纲纪颓坠，名目繁多的非公务开支也由公家“埋单”，也只能借“其他开支”掩人耳目。2009年被调查的湖南省浏阳市广电局长的奢侈消费清单中足浴中心、餐厅包厢、西餐厅、水疗中心等都是通过“其他支出”列支。

      二是，《预算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导致约束乏力。年度中财政资金在科目间“流转”虽然不需要人大审批，但按现行《预算法》也有明确规定“必须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报经批准”。人大审批本来就是走个形式盖个章而已，而把财政财资金科间“流转”的审批权直接交还政府部门，“革命靠自觉”，效果可想而知。就算国家审计署年年审出某些部门财政预算问题，又如何？没有刚性问责，来年再审，问题依然。

      就事论事，从预算管理入手，试行预算民主、严格预算约束当为应对之策。预算民主化要求根据公共需求确定收入规模，调政府收入的结构，尤其是尽可能将政府所有收入都纳入规范的预算框架，并且给予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利。而健全财政执法监督机制和制度，财政违法行为要及时纠正和制裁，违法行为责任人的过错责任应得到追究。

      当然，财政问题从来就不是钱而是权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哪怕总统也不敢假公济私，私人时间喝杯咖啡都要自己掏腰包，而我们有些官员吃喝玩乐找小姐都敢用公款报销？因此，预算问题，必须放在更大的政治视野内求解，只有权力得到制衡与约束，政府乱花钱的怪现象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