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教育支出结构更为迫切

                                                  （特约评论员 刘晓忠 汪盛泉）

      今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教育支出尽管依旧未能如愿达到4%的GDP目标，但基于财政部测度的口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2963.57亿元，增长16.3%，教育支出已升至公共财政第一大支出。

      加速提高教育经费，锻造的是中国的长青基业。不过，长远的理性考量与现实的理性交汇，理性的边际也就得以修正。基于现实理性之思辨，要在长期以来日益强化的财政预算部门化博弈之格局下增加教育经费支出，必将牵涉到存量财政支出份额的部门间调整。是为1993年提出的教育经费到20世纪末占GDP的4%，而一晃18年都未能如愿之原因。因此，不正视现实理性，构建基于部门间合作博弈式之激励相容应对机制，而单纯呼吁增加教育经费支出，很容易再度陷入长时间的目标等待。

      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用好现有的宝贵教育支出资源。目前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过度偏向中高级教育，而初级教育占比有限，使中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教育福利分布不均等问题。如中西部和乡村的财政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导致了当地学生较高的辍学率和偏低的受教育程度，并使大量的学龄段人口要么过早从事有偿性劳动。同时，财政教育经费分布不合理，还反映在教育支出的建设型——过度注重教育设施等硬件投入，而教育公共服务的淡化，使当前财政教育支出无法直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素质，造成了财政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认为，矫正当前财政教育支出不合理布局状况，可实行中央财政统一支付教育经费，并通过向全国学龄人口发放教育券的财政教育资源补贴方式，而非直接拨付教育服务供给方学校；即学校获得财政教育经费的额度取决于其能否招到足够多的学生，并使学生和家长满意其教学质量。同时实行教师资格证制度和聘用制度，允许教师自由流动，并允许社会机构参与教育领域投资。这将促进教育资源竞争性优化，并提高学龄人口家庭与学校的议价能力，从而逐渐使现在的赞助费逐渐为社会资金参与投资的形式替代；毕竟，只要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接近或略高于社会均衡收益率，就会有社会资金参与投资。

      显然，教育券的财政教育经费分配方案，无疑使教育行政机构直接支配教育经费的自由裁量空间被压缩在有限范围内。推而广之，若其他政府行政部门也逐渐由财政支出补供方变成补需方，那么同样将激发其他行政部门内生性的激励相容博弈，产生系统性的清退冗员、临时工和降低行政费用等效应。我们认为一旦这种行政部门减员增效、自由裁量空间收窄等得以有效推进，政府通过提高公务员显性工资水平和待遇作为激励，将使降低政府部门行政费用的部门约束阻力得以有效缓解，最终为教育等民生财政支出腾挪更大空间，而不会以增加纳税人负担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