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春宝）
随着一组数据的公开，国企红利的话题逐渐升温。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由此可以看到，国企利润非常可观。
同时，央企上缴“红利”再加码：中国烟草等15家央企须上缴企业税后利润的15%；中国铝业等78家企业上缴税后利润的10%；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33家企业上缴税后利润的5%。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估算，此次上调比例后，将令国有资本预算增收380亿元至500亿元，几乎翻了一番。但这个征缴范围与幅度，与此前学者主张全面开征以及40%、60%的征缴比重，仍相距甚远。
舆论一片哗然！
要知道，在这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之中，央企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不合适的！”
如此，我们得到一组颇为微妙的累积计算数据：
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创造2万亿的利润，相当于5%的利润率；在利润之中，只拿出5%左右上缴国库。如此计算，40多万亿的资产，每年给国库创造440亿的收益，利益相当于所动用资产总额的0.11%。
按照这种算法，900年左右才能实现资产全部有效回收国库的目标，且不用说我们的寿命是否有那么长，就连我们的政权是否有那么长的寿命都很难讲。
即使我们的政权有那么长的寿命，考虑到在这期间的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的回报率应该已经是负数了，至于出现了多大程度的负数，那要根据通货膨胀的指标而定了。假定我们的通货膨胀指数长期维持在4%的水平，则国有资产所上缴的实际利润将近为1%左右，假如放在资产增值层面，则是-3.9%，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是以如此不可思议的速度在缩水的。
——我们的国有资产回报率之低，是很难用常人的方式去理解的。
有人会觉得这种计算方式有蹊跷，对央企不公，至少央企是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与养家糊口的问题，是承担了社会责任的。
那么再算一笔帐，看看央企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国瑞在2009年3月5日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在社会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使用外部劳务在100万人以上，解决这100多万人就业，这是中国铁建作为一户央企，对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大贡献。
按照2009年5月的数字，我国国有企业约为11.5 万户，吸纳就业近3000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1月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就业人数76990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36838万人，年均增加1270万人，年均增长2.3%。
——这个3000万人在就业总人数之中，通过国有企业所解决的相当于不足3.9%！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在2010年12月1日说，预计未来5年，我国平均每年需要解决2500万人就业，而国资委在2009年5月26日就表示，其下辖的中央企业中有99户当年计划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20.3万人，以助政府缓解就业压力。
——这相当于99户央企所解决的占需要解决的2500万就业人口的0.81%！
即使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国企员工享有的高额工资、奖金和福利，不断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国企财大气粗的产能扩张、资本扩张，都在不断挤压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
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与国内外机构抗衡的筹码实际上不仅仅是巨额资产，更重要的是政策上的支持，比如行业准入、无偿补贴，金融资本的注入等等。
国有企业处境艰难时，国家曾给予“共和国长子”充分的体谅和帮助。国企与央企都享受着极其优质的资源输送。缴与不缴，只是国企在不同阶段改革、发展的需要使然；向国家缴纳红利，始终是国企应尽的天然义务。
长期倾斜下去，势必会有社会管理矛盾，并导致倾覆之忧。假如能让国库充盈，也还可以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但是，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在我国央企之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上缴税后利润的10%。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但以上所换算出的数字确实造成了不均衡。
——本人认为，这种不均衡，不平等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根源！
除了上缴比例过低，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的现实也颇受争议。那些资金中用于民生的支出更是稀少。这一点造成了更大程度上的心理失衡。
以国有资本红利为主要来源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主要定位于调整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与企业之间的配置状况，并不注重公共福利。数据显示，2008、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53亿元，主要用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重组补助等方面。而2007、2008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一文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据亚行统计，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高达28%。
把眼光从国企央企的焦点中转移，我们看到的是财税支撑下的国库充盈，所以并非国家在公共政策方面无力投入，但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国企央企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杯水车薪，这也从侧面反应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不均衡所形成的根源。
即使是那2万亿的利润，都难以反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速度，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所说的，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至少也应该有4万亿的利润。
至于那些利润是如何消失的？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在利润分配的利益博弈过程中，企业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内部人控制"，通过种种途径将利润从末端向前端转移，以规避红利上缴。比如，加大税前支出、提高管理层薪酬、增加职务消费、滥发奖金、超标准福利，等等。”
维护央企利益，为央企说情的人认为，根据2010年前的有关规定，部分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
央企正在执行走出去战略，或者在海外上市，或者收购海外资源，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央企多为国库上缴收入，无疑是釜底抽薪的行为。
——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如下的一些怪现象：
央企在争取海外上市的过程中，被国际资本玩弄于股掌之间，无形中流失了许多珍贵的股权、话语权甚至控股权，不仅在PE值与发行价上的折扣使得价值损失巨大，而且回归A股的时候，又让国内股民承受更高的股价与市盈率，这反过来为海外资本攫取利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定期分红之类的市场规范又让海外资本时刻瞄准那些央企在国内政策制订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制订的政策为那些上市的央企（本质上还是为自己）得到垄断利益回报。
央企在针对海外资产与资源收购的过程中，众多为国际势力雇佣的媒体与学者，纷纷站在国际势力利益的角度，在收购的过程中，逆市场规则而动，最终的目的与效果总是在最高的价位接盘，让收购付出惨重的代价。
或者是顺应政策的要求，在政治的召唤下，做一些让政府颜面有光的事情。这当然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中铁建在2010年10月公告称，在沙特麦加轻轨项目预计损失41.53亿元。这也只是引起了暂时的轩然大波，却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人被问责，并承担损失的。虽然在2011年1月22日传出消息，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上的亏损额将被锁定为最多亏13.85亿元，但那也是大股东中铁建总公司出资20.77亿元力挺，并接下剩余亏损“包袱”的行为，中国铁建的损失由中铁建总公司来承担。依然是中国方面的损失。实质仅仅是“自债父还”而已。那个父亲动用的依然是自家的家当。
有人说中国当前是国家资本主义，有人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在本人看来，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正在被殖民化的社会主义，正在被新列强蚕食的巨大市场。
通过商业贿赂或者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私下交易，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将民众血汗积累的财富转移到境外，通过各种渠道用债权、投资、收购、采购等等方式，转移到新列强的口袋中，以方面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博取政治与外交上的褒扬与筹码。这才是最可怕的。竟然与石敬瑭对契丹人，或者是南宋小朝廷对金国的态度，有些许的类同。
如此环境之下，谁能承担更多的责任，让我们的国有资产真正发挥为民创造利益的作用呢？
——到底是谁在享受国企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