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英杰）
昨天，找我们帮忙的小谢夫妇带着小孩，大冷天地从萧山坐了二个多小时公交车到杭州市区看病。他的小孩得了癫痫病，我们帮他联系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平时人满为患，预约手术有的需要提前大半年。市区各大医院的情形也都差不多。
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说，有对外地夫妇为了给孩子治病，不得不常年租住在火车站附近简陋的出租房，免得来回奔波。小谢夫妇这些年为了给孩子看病，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大医院都去过了，挣了点钱一听说哪里有希望就往哪里去。最后，连老家的房子都卖了。而我们没见过的那对夫妇，据说情况也差不多，亲戚都不愿意借钱了。
由于没有医保，像小谢这样的家庭不仅是因病致贫，连整个人生都可能给毁了。虽说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真实写照，或者说从这些个案并不能得出更多结论，但有这样一群人存在，这终归是医疗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的一种体现。在这背景下，我认为谁要是说“‘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初步得到了缓解”，要么是不了解国情，要么是有意回避现实。
颇为遗憾，这恰是在近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所说的话。而这番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让人感觉说得为时过早了。
就是在这次会议的联组会议上，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发言询问中提到一个例子：一位曾经担任过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小孙子发高烧，到儿童医院去看病，结果还没住院，一天下来就已经花了一万多块钱。另据新华网报道，在北京儿童医院，无论酷暑严冬都有家长和患儿在医院空地上“露宿”，就是为了等挂号给孩子看病。例如，12月22日凌晨五点半左右，等待挂号的队伍已经在医院内拐了几个弯，队尾排到了二环边上。“看个病像打仗，挂个号如春运”，这是人们对“看病难”的形象描述。
面对此情此景，我真不知道相关结论怎么得出来的？有意思的是，同样在这次联组会议上，面对同样的询问，卫生部副部长张茅的回答中却半句都没有提到“初步得到缓解”云云，而是说：“‘看病难、看病贵’确实是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当中反映的突出问题，是我们这次医改也是公立医院改革要解决或者要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这至少说明，卫生部恐怕也不认为看病两难问题已经初步得到了缓解。
应该说，财政部谢旭人部长的答复主要是从政府投入的角度出发，否则这个涉及医药卫生领域的问题，原本该由卫生部来回答才对。从报道看，谢部长下这个结论的一个理由是：政府卫生支出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8年的59.6%增加到2009年的61.8%，提高了2.2个百分点，相应的，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从2008年的 40.4%，下降了2.2个百分点。原来，就是这一上一下的2.2个百分点，构成了相关结论的两个基本点。
不妨也用数据说说话。今年初，刚去世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在关于公共预算改革的一场演讲中提到：2009年的国家预算中，中央直接支出为一万四千多亿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大概占6.7%，国防预算占31.5%，教育占4.1%，社会保障和就业占2%，卫生占0.37%，环境保护占0.25%。也就是说，教育、社保、医疗、环保四项加起来还不到7%。蔡定剑先生因此感慨：“这能说是以民为本、保民生的预算吗？”
卫生支出的“总盘子”只有这么大，不难想象其比重提高2.2个百分点后会是多少。却不知，财政部能否不用百分比，而具体说说这个卫生支出的总额是多少？人均下来又是多少？
尽管这些年来，由于城镇医保、新农合的推广，老百姓看病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但无论从现实场景、切身感受、统计数据还是医药卫生体制的现状，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初步得到了缓解”，怎么看都不符合事实。但愿有关部门——主要是卫生部——别把这句话当真，然后不好意思找国家财政要钱。
2010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