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香港特首曾荫权如此节约？

　　                                                         (作者：王学进)

      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日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供了一份统计文件，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及开支情况。根据特首办的数据，四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港元，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元，另有44.7万元为其他支出，节约程度令人惊讶。(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

　　曾荫权如此节约，这显然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而是应归结到制度设计。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制度设计里，即使换得另一位特首，也会如此节约。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制度设计呢？报道已经说得很明白，即高度透明的财政预算。

　　这样的道理并不难懂。这些年，内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在强调要预算公开，且每到“两会”期间，都会向代表委员公布年度预算。但实际情形则不容乐观，不要说普通群众看不懂预算草案，即使代表委员也嚷嚷看不懂。在短短几天会期里，要让代表委员看懂并提出修改意见，事实上办不到，因此，所谓预算草案的审议和表决大多是走过场罢了，代表委员其实很难履行对政府预算的审议权和监督权。

　　香港则不然。从政府预算的内容看，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的内容远较内地的政府预算报告详尽。以2001-2002年的预算案为例，香港的预算案主要包括：引言、香港经济概况、公共财政和结语四个部分。而且特别注重表述方式的浅显易懂。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除文字的表述外，不但辅以许多图表，并配有大量的漫画和插图予以形象化地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为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政府是千方百计要让民众看懂预算方案，而我们这里是想方设法要让公众看得一头雾水。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往往以政府预算事关国家机密干脆拒绝公布。

　　众所周知，内地的政府财政预算是在出炉之后才向社会公布的，包括代表委员在内的所有纳税人根本无权参与预算草案的制定。而香港则不然，是在制定的过程中就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如此反复。一般性的公众咨询会提前3—4个月，于前一年年底全面展开。其时，政府开设热线电话、宣传网站、发布广告、举办民意调查、收集市民信函，了解市民对香港经济的看法；政府财金官员，包括财政司司长都会实地考察，走访商户、公司、社团，切身感受经济调整对民生的影响；财年结束前的1个月，财政司司长会提交财政预算案，让立法会议员有足够的时间研读与辩论。预算案发布后，财政司司长又要再度奔波于电台、电视台等公众舆论平台，举办记者招待会，现身各类论坛和会场等公共场所，详解预算案方方面面，明示于公众。

　　就在如此这般的咨询互动过程中，民众通过政府部门的解释说明、媒体的充分报道、专业人士的解读等，对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才会了然于胸，然后就能有根有据地对官员行使监督之责。一位香港市民说得好，财政预算的关键不仅在于“向民众公开”，而在于“经民众同意”，因为预算的对象是纳税人的钱，花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地必须获得纳税人的认可。试想，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哪一个官员还敢滥用纳税人的钱，这样说来，咱们大可不必为曾荫权的节约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