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主，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最大谎言

     “为人民服务”在中国，没有比它让更让人熟悉的了，也没有比它更神圣的了。在一些公共场所，特别是在公权力机关，都堂而皇之地大写着，镌刻着毛泽东对这句话的手书体。它几乎成为全体公职人员的座右铭。

     而且，在中国，绝大多数人们都以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的“首创”。然而，事实上，世界上最先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在葛底斯堡前线宣称，“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才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亡”。

     后来，在中国，林肯“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为孙中山所接受，并成为“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是在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致张闻天的信中。1944年，在悼念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演讲，于是他的“为人民服务”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流传。1945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对“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作了更系统完整的论述。中共七大通过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并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了党章。

     然而，在现实中，“为人民服务”已经流落成空洞的口号。“为人民服务”的机制已经变质、生锈，一些宣扬“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和群体，已成为最堕落、最腐败的群体和机关。比如一些税务机关，工商机关，烟草机关，石油机关，交通机关，水利机关……甚至党委机关、政府机关，这些个执掌利益分配的公权力，尽管口里喊着“为人民服务”，却首先并一直在为自己打算，为人民币服务，并强制人民为他们服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公权力机关的“三公消费”达到万亿人民币。据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财政支出6万亿，但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只有约6千亿元人民币。而“三公消费”，却近万亿！在率先提出“为人民服务”理念的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标榜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中国就应当占到60%，那么用于民生开支的就应该3万6千亿而不是6千亿元。也就是说，其中应属于老百姓民生福利的3万亿，被政府用来“为自己服务”了！在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6万7百多亿元，“三公消费”估算高达1万7百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到11%，而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40%左右。

     掌权的官员，更是将“为人民服务”当成自我牟利的幌子。比如《工人日报》报道，湖州市电力局先买了一块土地，但为了把房子尽快盖起来，局领导要求职工借钱给单位，每人十万元，并承诺造好以后按成本价卖给职工，如果不参加，造成房子后，没出钱的人就没有资格按成本价买房。该地块动工了，建筑形态主要以小高层为主，有部分多层住宅和联体别墅。竣工后，该地盘共有1,610套房子，现职八名局领导和两名中层领导购得26套联体别墅，而100套多层楼房在中层领导挑完后，只有少量的留给了普通职工，剩下的1,000多套高层和小高层全归普通职工依次选购。最后有职工算了一笔账：一套250 平方米的联体别墅，利润在50万元左右，而多层楼房的利润也在10万元左右。筹资建房，领导出资十万购别墅，获利50万元，而职工出资10万只能得到一套价值10万元的房子，贷款利息还亏进去了。此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名目上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之名，行“为自己服务”之实。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太常见了。比起普通工薪阶层，这个市电力部门的职工还算是“得了便宜”的，毕竟还拿到了自己的住房。即使如此，这里面也存在公平、公正问题。没有公平、公正，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权势绑架的“人质”，成为受欺诈的弱势群体。大权力，大垄断，高收入，公权的利润之高，官员的权力寻租之普遍，造成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

      难道生在中国，就应该成为这样“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和群体的人质，谁有办法逃脱吗？也不尽然。2010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被网友问及治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三公消费现象时，温家宝说，“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引用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温家宝在这里强调“民主”，可以被看成是对中国的治本之策。

     毛泽东1944年曾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1945年7月，在与黄炎培的著名“窑洞对”中，毛泽东如是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是正确的，顺应了历史潮流。民主，是人类文明的选择；民主，更是大势所趋。

     然而，中国人总是在玩“擦边球民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开始代替“民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民主”的第一个擦边球，从而在民主概念上，进行了模糊。在真正的“民主”面前，是没有“反动派”的，恰恰相反，“民主”则需要“反动派”。紧接着的历史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民主”则进一步倒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中国对于民主，被弄得面目全非。1976年毛泽东去世，继任者华国锋仍提出“两个凡是”，进一步发挥中国“人治”传统政治。“人治”，实质就是个人独裁，与民主背道而驰；而“民主”和“专政”放在一起，就只能是“人治”的专制，每个人（哪怕是国家主席），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专政的对象。

     1978年开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拨乱反正”，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存在的弊端，邓小平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两篇代表作中的，一是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二是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邓小平的讲话包含了如下思想，第一，分析了人治的各种表现，提出了以法制保障民主，防止因领导人和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民主制度的现象出现。第二，加快立法步伐，改变以领导人说的话为“法”的状况，重视法律在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邓小平着重指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对领导人进行约束的重要性。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可邓小平所强调的民主，仍然局限在党内。中国特色的“法治”，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它的前提条件是“党治”。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解释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共十六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可见，“党内民主”实质上就是“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则是苏联布尔什维克派提出并实行的一种国家机构实行的制度。所以，中国的“民主”，还徘徊在100多年前。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民主？美国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指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基本含义是：“在形成调节人们共同生活的价值的过程中，必须每一个成熟的人都要参与，从一般的社会福利的观点看来，从个人的充分发展的观点看来，这一点都是必要的。”杜威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目的，处于人际关系和人格发展的广阔领域之间。他说：“抛弃把民主看作某种制度性的、外在的东西这种习惯，而养成把民主看作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习惯，这就是理解到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而在它变成事实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道德事实。这就是理解到，只有当民主真正是一种生活常识时，民主才是一种实在。”杜威还认为，自由是民主赖以得到实现的一个基本原则：“归根到底，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发挥个人潜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条件”；“使个人获得解放的自由，是社会向更人道、更高尚的目标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当代著名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民主先于哲学”、“民主先于科学”。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普特南则认为，民主首先是伦理问题，然后才是政治问题，因为民主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他看来，民主概念来源于人们对自己的局限性的承认。人们由于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为了顺利地、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就必须按照民主原则，协力合作。美国学者对于民主的理解，具有现实意义，和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温家宝在2010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这里，温家宝将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细化成每个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而明晰了民主的概念，确定了检验民主与否的标准。民主，并不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而是成为一种政治伦理，要成为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

     只有公民拥有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拥有与官员同等的政治和生活权利，也才有批评与监督政府的自由。在公民权利下，执政党和政府及其党政官员，也才能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点，周恩来也曾在1944年指出，“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由此可见，假若我们不能回归“为人民服务”的本源，即，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所说， “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那么，不仅“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最大谎言？而且，就一定会“人亡政息”，就一定会“从这个地球上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