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批评政府财政信息公开不进反退

　　蒋洪从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到全国政协委员，十五年来为“阳光财政”和“预算公开”提交过几十份提案议案，呼吁财政信息公开。

　　蒋洪告诉财新记者，在过去的五年内，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以加强信息公开为名的法律法规，但是从实际操作上来看，反而设置了很多隐性的障碍，阻碍了信息公开工作的推进。

　　例如对财政信息公开数据细化的规定。蒋洪认为，按照会计科目的“类、款、项、目、节”五个层次分类，财政信息至少公布到“项”，外界才能对数据信息能够更多的了解。但是，在近年来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有关信息公开的文件中，规定财政支出只需要公开到“款”，将详尽性程度用法律法规规的形式固化，标准过低。

　　“‘款’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政府公布的状态，如果没有这个法例条文，公众还可以申请细化信息内容，但是现在，这样的要求是超过法律规定的。”蒋洪说。

　　此外，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中，对经济分类依然只字不提。目前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信息中，多为功能分类。“功能分类主要是按照政府活动的目的划分，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而经济分类就是根据支出的实际用途划分，人员工资、奖金、差旅、接待、会务、汽车购置等行为都在支出经济分类中。”蒋洪说。

　　“经济分类是日常财务上最详细记录，是最容易拿到的数据，也是老百姓看得懂和愿意看的数据。”蒋洪表示，推进经济分类的信息公开，才有助于监督的实现，如目前“三公”消费的适当公布就是挑取了经济分类中的一部分。

　　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中，虽然提出了“预算应当公开”原则，但是公开什么、什么时候公开、怎样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让预算公开条款很有弹性，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预算法修订案(草案)》修改原则的第一条便加入了“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的限定。因此，对财政领域“国家秘密”的界定成为了预算公开的关键要素。

　　根据国保发(1997)5号文件《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各级政府的预算收支以及历年的财政统计被界定为“国家秘密”。

　　实际上，各级政府这些年已经在推进预算公开工作。因此，蒋洪在2012年的两会上提案要求立刻撤销上述国保发文件的这项法规，“这个法规不被废止，政府在有需要时就可以引用这个法规阻碍信息公开。”该提案至今未见回应。

　　此外，预算公开的主体在《预算法修订案(草案)》中做了固化，规定了“部门预算由部门负责公开”。蒋洪认为这一条款看似合理，实质却是信息公开工作的倒退。

　　“财政部门掌握所有政府部门的预算情况，由其统一公布，则可以避免各自部门公布产生的拖沓、隐瞒和不规范不统一现象，也方便公众查询。”蒋洪说，广东省广州市在2010年曾由财政部门统一公布114个政府部门的预算，效果很好，但是中央做了上述规定后，又退回到了部门各自发布的办法。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从2008年开始每年推出“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报告，在百分制的评分标准中，全国31个省级政府历年的分数均为25分以下。2012年新增的“中央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部分，也没有一个中央部门在预算透明度上得分超过50分，得分最高的环境保护部只有43.8分。

　　蒋洪介绍，今年的省级政府平均分应该在30分左右，“五年的时间，从22分到了30分，还有多少个五年才能到及格分？”

　　即便及格，也不意味很透明，也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水平，蒋洪认为现有的评分标准设得过低。“信息公开与社会公众可以进行有效监督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从信息反映中看出公共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把不需要的支出消减、在急需花钱的地方多花钱这些目的，我们远不能达到。”蒋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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