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审计风暴”以来最详细的一份“整改报告”。——相比往年，国家审计署7月18日通报的2006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审计问题整改情况，56个被点名“问题部门”的整改进展悉数呈现，查出468亿问题资金中，已纠正358.7亿元。

　　不过，仅仅纠正资金是不够的。审计风暴的雷声响过之后，应该有政府官员被问责。一周来，本报按照审计署的名单逐一采访整改情况，在经历了这些部委不同部门之间“推磨”式的互相推脱之后，记者一无所获。

　　风暴之后，谁被问责？

　　海关总署东配楼多加出一排房子。加盖的办公楼呈乳黄色墙面，与原来的白色墙体看上去并不衔接。花园里面有一小块塑胶运动场，种植着茂盛的树木，从外部看来，这一切并无特别之处。但这些维修改造的资金，却被审计署列入挤占挪用类，“购建办公楼维修改造6500万，综合楼设备及辅助工程和绿化。”

　　记者与海关总署新闻处联系，希望了解整改情况，先后发去两份采访函，转了两天，最终没有人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没有回复。

　　在随后近一周的时间里，类似的情形屡屡上演。国务院三峡建委监察局、重庆市移民局、文化部、全国供销总社、民航总局、国资委等等，对记者采访整改情况的回复，大都以 “不知道、不清楚”作答。

　　如何整改？谁被问责？——记者在各个整改部门间追问了一周，无人愿告之。自李金华出任审计署长以来，在连续几年的“审计风暴”之后，公众几乎已经“审计疲劳”，却没有换来“问责风暴”。

　　中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对重大责任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辞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最近几年，对重大责任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政府官员已有数人引咎辞职，但因为审计风暴刮出的问题，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官员，还没有一人因此引咎辞职或者被责令辞职。

　　7月4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就违规使用资金的整改做出部署，国务院不仅提出，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资金，该还的要还，还第一次严厉提出，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

　　在此次会议上，各部委做了集体检讨。

　　审计署公布问题后，一些部门快速反馈：“违规资金已整改到位。制度正在切实规范。”记者发现，从2004年至2006年，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中发现的违规金额分别为90.6亿元、55.1亿元和468亿元，加起来大约500亿的违规资金。在500亿问题资金中，大部分是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审计署人士称，这是一个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主观上无故意。

　　事实上，自2004年的审计风暴以来，审计署只是向公安部、监察部移送涉及28件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除此之外，尚未见任何政府官员被行政问责制度拉下马。

　　记者采访中提到“行政问责”问题，很多部门表示，不知道问责的事情。国家信息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没有谁被追究，这事没有通报，都集体决定，领导拍板的，谁问责？”

　　“不规范，又不是故意，你怎么问责？”某部委一位官员说，“处理人很复杂，哪能那么快？”

　　问责有多难

　　中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大多只是对“突发重大事件”的问责，是来自上级主管的问责。

　　行政问责发端于2003年非典期间。因隐瞒疫情，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和上千名官员被查处。此后，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四川开县井喷事故辞职。随后是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被解职的高官解振华。

　　这类“突发重大事件”只是因为得到了中央高层批示才得以问责。

　　并且，这是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问责，如果下级摆平上级，则有不被问责的可能。一个细节证实，此次审计署公布的问题资金，属于下属单位造成的大约100多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唐均教授说，除了行政体内自我问责外，更重要的“异体问责”，而现在，来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纪检监察、司法、民众、民主党派，以及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的外部行政问责相对软弱。

　　审计署官员告诉记者：审计署是行政机关，查明问题，指明原因，限期纠正，怎么整改，是不是问责，审计署也管不了。国家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副所长崔振龙说：“涉及到问责官员，追究责任问题，那不是审计机关的职权范围。”

　　行政问责倒逼政改

　　审计如何与问责制度勾联，是李金华和他带领的审计干部最期待的，面对审计“光打雷，不下雨”的质疑，李金华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建立追究监督部门责任的机制。他说，我不提倡讲审计风暴，因为风暴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运动式的刮风，实际上审计是一种制度。那么，问责也应该是一种常规制度，不是“假奶粉事件”、“踩踏事件”出来后的“严打”刮风。不把行政问责引入审计，审计风暴也将是只纸老虎。

　　专家表示，在建设责任政府的当下，问责机制体系建立显得更为紧迫。欲使行政问责有足够的威慑力，必须建立多元化问责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据了解，审计报告揭露的问题，监察部会同审计署开展调查，中纪委也介入到审计中。中纪委一位人士表示，党内监督条例明确提出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因此，要逐步形成一张严密的监督之网。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约束。

　　承担了行政问责研究国家课题的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党说，行政问责应该是一种追究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法律责任的制度，行政领导和广大公务员都属于被问责的对象。当下，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中，头绪很多，却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

　　他认为，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行政问责如何启动，由何种机构、依照何种程序认定和追究，行政公务人员究竟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法律明确加以规定。

　　部分受访者认为，审计让问责制度走到台前，而问责制度又在倒逼行政体制改革。问责制度被普遍看作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专家表示，中共在十六大之后的五年间，出台了公务员法、提出十年内初步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即将召开的十七大或可让期待行政问责趋于完善的人们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