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支出”迟早要“过河”

                            （邓海建）

      6月30日，财政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明中央公共财政支出决算情况，公布了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为94.7亿元。其中公车购置费为61.69万元，公务招待费为15.28万元，出国经费为17.73万元。此外，去年中央单位维持运行的行政经费为887.1亿元。（7月1日《京华时报》）

    近年来，“三公谜题”渐成众矢之的，引发社会巨大关注。74个中央部门去年集中“晒账本”，首次向社会公开了部门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然而，过高而不透明的行政成本，持续激起更多反弹之声。今年，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要求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并要求今年6月会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此后，科技部曾对外公开“三公”支出情况，此外鲜有部门效仿。

    这次是财政部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要求，首次向全国人大公布汇总的“三公”支出情况。财政部的开诚布公，是对国务院会议及民意吁求的一次践约。客观地说，“三公支出”迟早要“过河”，因为公共社会早已过了“摸石头”的阶段——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实施以来，我国财政信息公开步伐不断加快：2009年，“国家账单”首次以四张主要表格的形式“亮相”；2010年，表格增加到十二张，70多个中央部门也首次在其官方网站晒出 “账单”。

    公开“三公支出”，不仅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回应。正如新华社所言，“仅在今年，广东中石化天价购茅台、安徽电力为干部配私车、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费等一系列事件，成为 ‘三公消费’泛滥的镜子，深深刺痛了社会公众的神经”。而“‘三公消费’泛滥的背后，直指特权腐败问题。这种乱象如果长期得不到遏制，权力监督就沦为一句空话；而“三公”上的乱象，已经成为千里之堤上的“蚁穴”。

    公开才有监督，透明才有约束。今年1月，从2008年开始评阅深圳市财政预算报告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吴君亮，反穿着衣服接待媒体记者，衣服背面贴着的纸条上写着：“本人反穿衣服，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对公共预算不透明现状的抗议。”“三公支出”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公共预算中比重很大、弹性很大的部分。“三公支出”数据一贯语出多门：2006年10月30日《瞭望》报道，2004年“三公支出”共计10086亿元；而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2008年，我国三公开支一年9000亿元……而此后“三公”节约的成绩、管束的政策，都有赖于“三公支出”权威化的公开透明。

    去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管控好“三公支出”，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是公开透明，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是民主监督。“三公支出”迟早要“过河”，公开总数仅仅是第一步、中央的三公数据也只是个范例——接下来，如何细读这笔账单、如何让地方积极跟进、如果对“三公”浪费究责，都是“过河”后亟待思考的“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