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对于财政政策来说,由于受到社会各界的压力,因此必须在推动公共财政建设的基础上,逐渐加以完善和优化,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的分析,未来财政政策运行的重点方向,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逐渐提高政策运行的合法性与规范性。预计《预算法》的修改工作已近尾声,政府将逐渐完善现有的预算管理体系,把仍然大量存在的预算外资金都纳入预算管理,已有的非税收入也逐渐进行“费改税”的试点。同时,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会进一步完善,并且向立法机关与公众提供更全面的政府财务信息,从而使财政政策的运作过程和效果能够得到更广泛的监督。
第二,就全口径的政府可支配收入来看,其在国民收入增长中占据过高的份额,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效率下降和结构失衡。因此,政府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居民和企业进行倾斜,适度抑制税收和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预计政府将首先推动包括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改革,向居民个人进行更多“让利”;其次会通过各类企业税收及优惠政策的完善,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进行更多“让利”。这些“结构性减税”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应对社会各界的批评与指责,但在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下,政府预算扩张缺乏立法约束,减税措施显然不会有太大规模,更多只是形式上的尝试。
第三,就政府直接投资来看,一则,由于未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预期下降,以及粗放型的投资拉动道路已经不被接受,并且政府直接投资已经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寻租”与“低效率”,因此在经济低谷已经过去之后,预计2011年之后的财政直接投资规模会不断下降。
第四,就政府资本转移来看,其不仅通过国有企业而增加了企业储蓄,而且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产生了潜在的财政风险。对此,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意见分歧。部分人认为,一方面应该控制资本转移的规模,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资本转移,以避免出现经济中的“国进民退”的现象。而以国资委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强调国有资本的战略地位,认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应该降低。
第五,就政府消费来看,虽然近年来有效地抑制了行政管理费等支出的膨胀,但教育、医疗、社保等消费性支出也增长乏力,这不仅加快政府储蓄的积累,而且由于无法提供各类保障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因此合理增加保障性政府消费支出也是重要的政策选择。这已经在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是未来几年财政政策最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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