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被各式各样的“三公”数据和表格“考”住的人,心里都画着问号:想知道的看不到,看得到的不明白。
公众希望“三公”经费的格式更规范简明,内容更充分详实。公众希望政府部门的“大账本”也能像自己家里的“小账本”一样,不作假,没门槛,全家人看了都清楚。
然而,“三公”经费的使用,是不是钱花得越少越好?
没有参照的绝对数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有些部委显然是被冤枉的。不过,这也怪不得别人。因为对于各部委公开的“三公”绝对数,读者没有办法直接进行比较,这些数字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实际上,每个部门的职能、人员都不一样,肯定会有差距。不能拿一个100人的单位和一个5000人的单位,做纯粹绝对数的对比。
比如,之前国税系统公布的“三公”经费达20多亿元,引来了很多质疑。事实上,国税系统实行的是垂直管理,这笔费用从上到下平均下来,其实并不多。相反,一些小部门几千万元的“三公”经费可能更多。
又如,某单位的资金量并不多,但在拨款总额不等的情况下,“三公”经费即便是相当的,也并不能说明其“三公”经费执行得很好。
中央民族大学财务处处长张艳丽认为,相对数更容易让读者一目了然,纵向上,今年与上年同期比,横向上,可以在不同单位之间比,如三公经费占拨款总额或预算支出总额的百分比。
不难想象,有绝对数和相对数的互相参照,读者也许能看得更清楚。当然,不能单纯地以数字的高低和比例来看,还要结合单位的工作性质对比才更有意义。
无从考证的数据背后
“三公”经费公开就好比各部门的“压箱底”晾晒,既是尊重公众知情权的体现,也是接受公共监督的必要程序。
2011年4月,科技部成为第一个公开“三公”经费预算的部门,但却只有一句话和一个数字:“三项经费预算4018.72万元”。公开,让民众叫好,但内容却让人困惑。面对这串阿拉伯数字,我们不禁想问一句:这四千多万都打算怎么花呢?如果不披露具体明细,公众就无从了解这些支出的具体内容,就有悖于财政预算公开的意义。更何况,要往这些数额巨大的科目里塞进一些不规范支出相信也不是难事。
说到底,公众对“三公”经费公开的要求很简单,只是想知道“三公”经费究竟花了多少钱。但占整个预算体系比重极小的事项信息显然不能替代政府整体的运行成本。如果要评价政府绩效,只有投入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产出信息。而由于政府产出如公共支出很难用钱衡量,所以衡量政府的绩效需要将财务信息和非财务的信息相结合。可见,“三公”披露离“看看‘三公’都办了什么事”的公众期望,还存在很大差距。
阳光是最好的催化剂
与部分单位含糊其辞、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同,西方一些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开得非常详细,发布的财政报表甚至具体到月。
比如,英国伦敦市政府2010年11月的预算报表就有50多页,附有清晰的目录,哪个职位、哪些工作花了多少钱都能清清楚楚地查到。澳大利亚堪培拉市政府每年也都会公布收入及支出,每一笔都特别详细,百姓一目了然,也更愿意相信其真实性,起到了真正的监督作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预算也完全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公开的财政预算和支出情况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费”。
预算账表越明细越透明,才越有公信力。只有暴露问题,才能发现问题,然后更好地解决问题,最终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在“三公”经费公开上,政府同时担任了3个角色: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以及政策调节对象。这3个不同的身份要让公众满意,势必面临的不仅是信息公开,更应保证公开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事实上,政府接受公众的委托利用公共资源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承担公众受托责任,政府却没有财务报告,公众怎么判断其绩效?可见,政府应定期发布财务报告,报告资产、负债、收入等项目,就好像企业财务报表在规定时间要报送税务等部门一样。如果是上市公司,还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如果政府定期公开财务报表及其附注,公众对政府工作不就更加明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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